1977年1月，在伦敦东南部一家唱片店工作的托尼·穆恩出版了爱好者杂志《鬓角》（Sideburns）的创刊号。有一页还空着一块，他就随手画了三个吉他和弦填上去。每个和弦下面写着：这是一个和弦。这是另一个。这是第三个。最后一行写着：现在，去组个乐队吧。
这一页成了整个朋克运动的象征。它传达的意思是：你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。不需要多年的音乐课，不需要唱片公司，也不需要昂贵的录音棚。三个和弦、一台复印机和一把剪刀就够了。
这和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？比看上去要多。
1980年春天，美国作家布鲁斯·贝思克写了一个故事，讲一个少年黑客如何用电脑瞒过父母。他把故事命名为《赛博朋克》，据他自己说，他想造一个词，来捕捉朋克姿态与尖端技术的相遇。这个故事于1983年发表。一年后，威廉·吉布森的《神经漫游者》问世，这部小说让赛博朋克成为一个完整的类型。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凯斯的失业黑客，但在幕后操纵一切的，是一个名叫"冬寂"的人工智能，它招募了一支人类团队，想要挣脱强加在它身上的限制。
也就是说，在定义了八十年代技术朋克的这本书里，推动情节的力量是人工智能。还有一个细节准确得惊人：小说中的人工智能是一个掌管商业帝国的富豪家族的财产。很难不把这看作一种先见：最强大的工具，不会一直留在卧室里的叛逆者手中。
但更深的联系在于朋克提出的那个问题，也是我们今天再次面对的问题。当人人都能弹三个和弦时，音乐人还值多少？当人人都能借助语言模型写出论文时，研究者还值多少？在我们看来，朋克给出的答案是：价值不由工具决定，而由你要表达的内容决定。
朋克还有一课，与我们在这里做的事直接相关。为性手枪乐队设计唱片封套的杰米·里德，用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的字母拼出标题。每个字母字体不同、大小不同，像一封勒索信。他用的是别人的材料，但这些封套至今仍被视为他的作品。在我们看来，原因之一是他什么都没有隐藏。剪切和粘贴的痕迹清晰可见，它们本身就是信息的一部分。
这正是"使用"与"窃取"的区别。使用他人的工具和材料是正当的，有时还非常有创造力。问题始于隐藏接缝的那一刻。使用语言模型并如实声明的研究者，做的正是里德做过的事。隐瞒这一点的研究者，则是想把拼贴画冒充成亲笔手稿。
💬 你怎么看：今天的语言模型，是学术界的"三个和弦"，还是完全不同的东西？